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卷(1603-1840)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江甦人民出版社   作者:向卿,趙德宇   页数:263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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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卷(1603-1840)
内容概要

  自古以來,日本長期折服于中國的文治武功,然而到江戶時代(1603-1867年),隨著內外形勢的諸多變化,日本對中國的認識開始發生轉變。知識界的中國認識基本反映了江戶時代日本人中國觀的方向,這集中反映在儒學、國學、蘭學三大學問體系中。由于“三學”的性質、研究對象以及所倡精神各異,因而對中國的認識也表現為三種互相聯系又相互齟齬的話語。源于三大知識體系的中國認識隨著時代的變遷在不斷發生變化,但概而觀之,作為與中國儒家同根的日本儒者反映出實現日中兩國文化平等的訴求;國學家們則基于民族主義對中國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蘭學家則在與西洋的對照中對中國文化傳統進行了重新定位。要而言之,近代日本人對中國的各種認識,都可以從“江戶三學”中找到原型。
作者简介

向卿,1973年生,湖南洞口人。1996年畢業干湘潭大學外語系,獲文學學士學位。1998年10月至1999年10月,作為“日研生”留學鹿兒島大學。2001年畢業于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畢業于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執教于湖南師範大學日語系,專攻日本思想文化史。先後在《日本學刊》、《日語學習與研究》、《日本學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其中《國學與近世日本人的文化認同》曾獲第七屆日本思想文化優秀論文二等獎。
赵德宇,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青年学者交流委员会会长。曾在日本立教大学、早稻田大学、上越教育大学、武藏大学从事研究。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文化,代表著作有《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
郭麗,歷史學博士,現任教于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曾赴日本立教大學訪學兩年半,其間搜集、整理並翻譯了本書的大部分原始資料。有多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外國問題研究》、《比較教育研究》、《外國教育研究》等刊物上。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儒學家的中國觀
一、江戶時代初期儒者的中國認識︰“理”的普遍性與儒者的中國憧憬
1.藤原惺窩的中國認識
2.林羅山的中國認識
3.中江藤樹的中國認識
4.明末遺臣與日本儒者的中國認識
二、海禁時代儒者的中國認識︰“中華”的概念化與華夷秩序觀的分裂
1.中華崇拜思想
2.日本型華夷思想
第二章 國學家的中國觀
一、國學孕育階段的中國認識︰神儒佛三教一致下的中國觀
1.復古思潮與國學的萌芽
2.国学先驱者的中国认识——户田茂睡
3.国学先驱者的中国认识——契冲
二、國學確立階段的中國認識︰國學話語體系的創建與儒佛的排斥
1.荷田春滿的中國認識
2.賀茂真淵的中國認識
三、國學大成與發展階段的中國認識︰神道的普遍性與儒佛的特殊性
1.本居宣長的中國認識
2.平田篤胤的中國認識
四、對國學者中國認識的思考
第三章 蘭學與中國認識
一、蘭學素描
1.學統源流
2.科學認識論
3.蘭學的職業化
二、蘭醫技術型
1.杉田玄白︰從棄漢到存漢
2.前野良澤︰慕蘭存漢
3.大槻玄泽:汉兰折中
三、經世致用型
1.山片蟠桃︰對中國文化的揚棄
2.本多利明︰基于地理環境論的中國認識
四、融匯中西型和魂洋才論
1.佐久間象山︰中西文化互補論
2.橫井小楠︰“三代”政治樣本觀
3.流連于中華文化的情結
五、佐藤信淵的興日侵華論
第四章 幕末遣歐美使節的中國見聞
一、香港、上海識見
1.香港見聞
2.上海印象
二、海外華人與中國事情
1.邂逅海外華人
2.關注中國事情
三、幕末使節中國見聞的特點
1.評價嚴苛
2.視角偏頗
結語

章节摘录

版權頁︰ 無論如何,“泰伯皇祖說”作為儒者崇華心態的極端表現,反映了日本人長期以中國文明為標準、以中國為師的民族文化心理。對日本儒者來說,只有中國才出堯舜、孔孟等聖人,才是聖人之國,無疑就是日本的“師國”。例如,作為海西朱子學派的巨擘,貝原益軒(1630-1714)就認為是聖學才導致了日本的文明開化,才幫助日本擺脫了“娶姐妹、尚異教、信怪誕”等夷狄之風俗,因而公開尊奉中國為“師國”,說︰“本邦風氣淳美,可為善國也,稱為君子國,不亦宜乎。然上世草昧之時,禮法未備,無衣冠之制,被發左衽、娶姊妹姨佷為婚之類,不可枚舉。迨中葉屢通聘于中華,有所視效,而變其舊俗者多矣。其載國史者,可看也。然則本邦古來雖獨立不臣服于中華,然資用于中華之風教者多矣,可謂師國。不可不知其所本可貴,不可輕慢。”對益軒來說,儒教便是學問的全部,尊聖人及聖人之教也就成為自覺的情感,“孔子之後,傳聖人之教,而學到至處者,特孟子一人而已矣。……故孟子之後,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則孔孟之後,惟此二子誠可以為知道之人,學者之所當為宗師也”。基于這種思維,他還依據如儒教的原理對神道和武道進行解釋,表現出儒主神從的思想傾向。關于神道,他依據“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的道理,認為“神道則天道,則人道也”,極力批駁了當時“(學神者)以謂儒教是外國之事,非我邦之道,不可行也。學儒者以我邦神教之法有殊于中國者,並誹其道,稱之為異端之說,更互相為譏議喧逐”的觀點,提倡“神儒並行而不相悖,不亦善乎”。可以說,作為與羅山、白石相頡頏的有影響力的儒者,貝原益軒的中國認識反映了海禁時代儒者中國觀的典型,因而又構成了主流的慕華意識形態的重要環節。 與尊崇中國及儒教的心理相應,室鳩巢、三宅尚齋、太宰春台、中井履軒、山片蟠桃等或堅持用儒教的原理解釋神道,或以儒道反神道,反對神道作為獨立宗教或日本精神象征的特殊價值和地位。室鳩巢(1658-1734)是德川時代朱子學最忠實的信徒之一,曾誓言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學”終其一生,故其學問體系被認為“一步也沒有超出朱子學者一般的思維類型”。他認為,所謂“道”即聖人之道︰“天地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舍程朱之道則不可至孔孟之道,舍孔孟之道則不可至堯舜之道,舍堯舜之道則不可至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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